習近平在福州(三)“習近平同志是具有成熟戰(zhàn)略遠見的政治家”
采訪組:翁福琳同志,您好!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,您與他一起工作近6年時間,請談談您對他的印象。
翁福琳:我第一次和習近平同志見面,是1990年他來福州任職的時候。那一次,他給我的印象很好,我感覺他年紀雖不大,卻很穩(wěn)重,話不是很多,但出口很實在、很有分量。當時,我是福州市分管農業(yè)的副市長,和他見面之前,事先準備了福州市農業(yè)基本情況匯報材料交給他。他看了以后,跟我講:“省會城市的農業(yè)發(fā)展是非常重要的,民以食為天,農業(yè)搞得好不好,涉及城鄉(xiāng)家家戶戶,關系到社會安定和民生穩(wěn)定。”
后來,通過工作接觸,我發(fā)現他確實對農業(yè)非常重視。他下鄉(xiāng)做農業(yè)調研的時候,一般都讓我陪他去?,F在回顧起來,我當時跟他共事近6年時間,他對農業(yè)各項工作的指示和具體做法,都非常具有預見性和前瞻性。現在,福州農業(yè)工作所取得的各項成果,都與他那時打下的基礎有密切關系。
采訪組:習近平同志當時是如何謀劃福州發(fā)展的?
翁福琳:習書記來到福州以后,通過密集的、高強度的調研熟悉了福州的情況,又通過大量征求意見和積極探索,對福州發(fā)展有了系統(tǒng)思考,對福州未來3年、8年、20年的發(fā)展進行了科學規(guī)劃。
在此之前,福州市的領導班子還未提過20年這么長遠的規(guī)劃。
習書記主政福州期間,還提出了“海上福州”的規(guī)劃。這個規(guī)劃,是根據福州的地理位置、地緣情況、通商歷史、與海外華僑的密切聯系,以及諸多自然條件的特點提出來的。福州的經濟發(fā)展,確實不能僅僅局限于陸地,豐富的海洋資源是不可忽略的。我參加了習書記組織并主持的“海上福州”研討會,會議地點在平潭縣。我記得當時還出了一個文件,提出了福州將來如何開發(fā)海洋等規(guī)劃。
習書記還為福州提出了一個“建設大都市”的發(fā)展遠景。現在,20多年過去了,我們再回過頭來看,習書記當初并沒有“高估”福州,也沒有“低估”福州,他對福州的預估是恰如其分的,對福州的定位和未來發(fā)展,都把握得非常準確。在習書記規(guī)劃的發(fā)展框架下,福州這些年發(fā)展順利,城市規(guī)模不斷擴展,基礎設施不斷完善,科學技術不斷進步,宜居環(huán)境得到有效落實,政府的辦事效率、市民的綜合素質都在大幅度提升。現在,很多重量級外商到福州投資,很多國際會議也在福州舉辦。許多出國旅游的市民回來后感言,福州越來越有“國際范兒”。大家都有目共睹,福州正向著習書記當年規(guī)劃的“國際化大都市”邁進。福州在古代就是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出發(fā)點之一。現在,習總書記提出的“一帶一路”倡議,又把福州與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”緊密連接在一起。
他的這些思想,全部都是很現實也很扎實的,對福州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定位。如果不發(fā)展成國際化大都市,怎么能撐得起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”出發(fā)點這個定位呢?所以,回顧習書記20多年前的規(guī)劃和現在的契合點就會發(fā)現,他確實是具有戰(zhàn)略遠見的政治家。
采訪組: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動福州發(fā)展的。
翁福琳:上世紀90年代初,“改革開放”這個詞在福建已經提了將近10年了,但福州真正做到解放思想,做到“請進來,走出去”,我個人認為,還是習書記來了之后才有了比較明顯的效果。他主政福州期間,福州開始有了跨越式的大發(fā)展,走得比較快,也比較穩(wěn)。
先說“請進來”。當年,福州引進的幾個大項目,如冠捷電子、東南汽車等,還有幾個大的經濟開發(fā)區(qū),都是在他手里辦的。
再說說“走出去”。我就舉一個我分管的漁業(yè)工作的例子。
當時,隨著漁業(yè)快速發(fā)展和技術進步,福建沿海的漁業(yè)資源因為捕撈過度而瀕臨衰竭。漁民都處于待業(yè)狀態(tài),他們無所事事,船只大量閑置。我們都在考慮,漁業(yè)怎么辦?未來怎么發(fā)展?為了解決這個難題,習書記派我到海南考察,之后又讓我?guī)ш犎ビ《饶嵛鱽喛疾?。那次,我?guī)Я?個縣的縣長,還有漁業(yè)局長、船長,到印尼的伊里安島實地考察。
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,島嶼眾多,漁業(yè)資源非常豐富,但缺乏捕撈技術和船只。這種情況正好與我們形成互補。
為了完成好習書記交代的任務,我3次到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去見錢永年大使,匯報漁業(yè)合作的具體情況。錢大使說:“你這個項目應該可以搞得成。北京已經批了3支隊伍,但都未落實,主要是因為印尼情況比較復雜。你們福建的華僑多,與當地關系比較融洽,有條件做得成。我這邊跟北京有關部門通個氣,你們也抓緊商議并報批?!?/span>
我馬上把這個情況跟習書記匯報了,他第一時間回復說:“做??!要做好,要處理好各種關系,使合作能順利進行?!庇谑?,我們馬上就開始做了。很快,雙方經過一些必要的籌備,順暢地達成了漁業(yè)合作的共識。
在項目推進的初始階段,與我們合作的印尼華僑黃先生對我說:“翁先生,我初次跟你們合作,如果出現了問題,我有事情找誰去解決呀?這個問題我不能不考慮。所以,我們合作創(chuàng)辦的公司,要有一名你們那邊的領導來任職,幫助解決問題。這個人,我看你就是最合適的人選。我當董事長,你來當名譽董事長?!?/span>
我說:“你有事情找我,我絕對負責。但是,我不能做名譽董事長,因為中國有規(guī)定,在職領導干部不能在企業(yè)兼職。”
黃先生說:“那好!你不做,我也不做了。”
我趕緊把這件事跟習書記報告了,他說:“你可以做這個名譽董事長,上市委會議研究確認就行?!焙芸欤@件事就在會議上確定下來了。記得當時明確了“三個不準”,我現在還記得其中的兩條:第一,不能有工資。第二,不參與公司具體事務。這件事情說明習書記非常靈活,也非常務實。
不久之后,連江縣的20艘漁船出航,這是他們第一次進入印尼海域進行捕撈作業(yè),也是福州漁民進入遠洋捕撈的第一支船隊。隨后,進入印尼海域的遠洋捕撈作業(yè)就大規(guī)模展開了。很快,漁民在印尼的收成大都運回福州,這不僅解決了漁民“火燒眉毛”的生存問題,也豐富了福州市民的“菜籃子”,解決了福州市場需求的大問題。
采訪組:習近平同志當年講“馬上就辦”,也講“真抓實干”。您剛才講的情況,就屬于“馬上就辦”,那么他是如何“真抓實干”的?
翁福琳:習書記提出真抓實干,不是蠻干,也不是盲目地干,而是首先進行深入調研,采集信息,再科學謀劃,科學地干。
習書記調研的渠道多種多樣。比如,他經常向一些老干部、老同志請教。他一貫對老同志非常尊重,對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也非常重視。他這種請教,不是隨意的,而是有制度保障的。他到福州以后首創(chuàng)了老干部“季談會”。顧名思義,在每一個季度,都召開一次老干部座談會。他把市里的離退休老干部請來,把剛剛過去的那一季度福州市的各項工作、各個行業(yè)的發(fā)展情況,向他們介紹一下,并聽取他們的意見——市委、市政府工作有沒有問題?哪里不足?哪項工作做得不夠?社會上有什么反映?針對這些問題的建議,都可以在“季談會”上談。
老干部們也非常愿意參加這個“季談會”。他們退下來以后,就有充分的時間廣泛地接觸群眾。在街頭巷尾,他們不斷地和群眾交流,傾聽群眾的聲音,而習書記創(chuàng)辦的這個“季談會”,可以充分地把這些聲音直接收集上來,效果非常好。
習書記不僅創(chuàng)辦了“季談會”,而且每一次都堅持參加,認真傾聽,認真對待每一個問題。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期間,我也都參加“季談會”,所以我很了解他對這個會的重視程度。
20多年過去了,福州的“季談會”仍繼續(xù)開展,效果一直很好。我現在也退休了,有很多時間收集群眾的意愿,并把群眾的意愿傳遞給現在的領導班子。繼續(xù)為黨、為革命發(fā)揮余熱,這不僅讓我們的退休生活更充實、更有意義,也能讓我們的領導班子“耳聰目明”。
習書記還在福州創(chuàng)設了“下基層接訪”制度。上世紀90年代初,正是社會變革時期,各類問題越來越多,群眾上訪的人次也相應地越來越多。面對這個狀況,習書記首先抓制度變革,改“群眾上訪”為“干部下訪”,他帶領干部到基層進行“下訪”,到老百姓家門口去服務。因為我當時是管農業(yè)的,所以每次下農村我都會去。下基層前要提前3天在縣城及各鄉(xiāng)鎮(zhèn)貼布告,布告上寫明,市委、市政府在某日要在本縣的某某地方開接訪會,市領導及有關部門領導都會來,大家有什么需要向市里反映的,都可以當面與領導溝通。
接訪開始之前,各部門的領導分別到各個辦公室接待群眾。群眾來上訪,要反映什么問題,有什么事情,直接找對應的部門領導去談,比如土地、規(guī)劃、民政、農業(yè)、公安……各個方面都有,群眾只要有事反映,肯定能找到主管這一攤的領導。遇到大的事情,由習書記親自處理。
這樣一來,效果非常明顯,上市里來告狀的老百姓一下就少了很多,“群眾上訪”的現象變少了,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提高了。而且,大量問題在“下訪”之前都被基層干部突擊解決了,免得到時候讓市里領導看到這么多問題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“下訪”也是一種推動工作的倒逼機制。
印象特別深刻的是,我陪習書記在閩清“接訪”時,有農民過來反映種的西紅柿賣不掉。
習書記當時就給農民們承諾:市里會馬上研究,幫助你們解決!
習書記說:“出現買難、賣難問題,是我們考慮不周。政府應該搞一個批發(fā)市場,并引導組建收購隊伍,讓買賣雙方在市場內自由交易?!备鶕晻浀闹甘?,政府部門立即進行專題研究,決定建設亞峰蔬菜批發(fā)市場,實現產銷一體、城鄉(xiāng)聯動,從根本上解決買難、賣難的問題。
習書記發(fā)現產銷失調的問題,進而解決這個問題,依靠的就是變“上訪”為“下訪”的創(chuàng)造性制度。
習書記組織“下訪”是定期的,但他深入基層訪貧問苦、關心基層群眾則是不定期的,這是他日常一直都在做的工作。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圍內,我了解得更多的是他對農民的關心和關愛,對他們的扶持和幫助。習書記習慣到農村去調研,征求農民意見,了解他們需要政府從哪些方面進行扶持。
注重農村工作的同時,習書記也沒有忽略城市建設。他非常重視保護文化古跡和歷史文物,對福州市很多古建筑的保護、保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改革開放初期,舊城改造對古建筑的破壞可以說是毀滅性的,“舊”的東西,大多都是要拆的,有很多古街古巷在一紙批文之下夷為平地。而在習書記主政時期,他正確處理了發(fā)展和保護的關系,保護下來很多古建筑,像“三坊七巷”這樣一批古城街區(qū)得以保存下來?,F在,“三坊七巷”已經成為5A級景區(qū),游人絡繹不絕。這里不僅承載著歷史,也成為一張文化名片。習書記保護了祖先留給后人的文化遺產,功不可沒。
采訪組:1992年,福州市發(fā)生了嚴重的洪澇災害,習近平同志當時是抗洪救災領導小組組長,您是現場總指揮,一直陪同他在抗洪第一線指揮抗洪,請您談一談那次事情的經過。
翁福琳:福州一年有四五次臺風,都是比較“正?!钡氖虑?。1992年夏的一天,天氣預報說有暴雨,我陪著習書記沿著閩江岸邊往上走,檢查閩侯那一段的防洪部署情況。到了晚上七八點鐘,我們到了荊溪鎮(zhèn),聽完匯報并作簡要部署,大約半小時之后,發(fā)現國道已被洪水淹沒,情況不妙。習書記說:“趕快!往回走,到中洲島!”他心里很清楚,福州只要一發(fā)洪水,中洲島肯定先遭殃,洪水來勢這么兇猛,發(fā)展得這么快,必須先趕到中洲島看看情況。
果然,我們趕到解放大橋橋頭的時候,看到洪水已經快漲到橋面了,中洲島已被淹沒了,島上樓房的第二層已經進水。我們在橋上可以聽見島上的群眾在呼喊。
島上還有人被困在里面,隔著滔滔洪水,如何把人安全快速轉移出來,是個很大的難題。習書記派人到供銷社找繩子,把繩子拴到島上的牢固之處。同時,他緊急召集的100多名武警戰(zhàn)士也已經到位,武警戰(zhàn)士沿著繩子爬到島上,把被困群眾一個一個地轉移出來。習書記還調用了消防車,用消防臂輔助救援。他還與空軍聯絡,用直升機轉移島上被困群眾。
從部署和檢查防洪設施,到赴中洲島指揮救援被困群眾,直至全市抗洪及善后處置,習書記在抗洪搶險第一線連續(xù)奮戰(zhàn)了三天三夜沒有回家。就在這三天,彭麗媛老師正在婦產醫(yī)院生產,而忙于挽救群眾生命財產的習書記,沒能騰出一點工夫去看一看妻子和剛出生的女兒。
采訪組:駐榕部隊為什么能夠如此順暢、默契地配合習近平同志指揮的搶險救災?
翁福琳: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忠誠履行他們保衛(wèi)人民的天職,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習書記與部隊交流非常順暢,關系很“鐵”。
一直以來,習書記對部隊工作都非常重視。每一年開擁軍座談會的時候,海陸空軍全部都來,他積極跟部隊交換意見,問部隊需要地方上配合做什么,對地方的工作有什么好的建議、想法,部隊有什么困難需要地方解決。幾年下來,習書記確實為部隊辦了很多實事,比如,基礎設施建設、道路改造、隨軍家屬的安排及子女上學等等。
采訪組:請談談您和習近平同志在福州搭班子的感受。
翁福琳:習書記當福州市委書記的時候,他是我們班子當中年齡最小的。他當“班長”的那幾年當中,班子內部一直非常團結,也非常民主,很和諧。我們都很尊重他,彼此之間經常溝通。
習書記也經常到省里面各個部門去走一走,談一談。省直單位需要福州幫助解決的事情,還有福州需要省里幫忙的事情,他都會及時進行溝通。所以,那段時間,福州市和省里的關系也非常順暢,各項工作開展得很順利。
習書記為我們樹立了標桿,他離開福州市委20多年來,后面的幾屆領導班子,一任接一任延續(xù)他“馬上就辦、真抓實干”的作風,現在還是這樣。
黨的十八大以來,我們大家都感到,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抓改革、抓發(fā)展、抓法治、抓作風、抓黨建,統(tǒng)籌推進“五位一體”總體布局,協調推進“四個全面”戰(zhàn)略布局,各方面都發(fā)生了根本性變化,特別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非常成功,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,很長國人的志氣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許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,但是我們有信心,因為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做了長期的謀篇布局。習近平總書記繼續(xù)帶領我們踏踏實實干下去,去實現這些藍圖,這是國家之幸、民族之幸、人民之幸。中華民族正行進在偉大復興的路上,中國人民鏗鏘有力的腳步聲,全世界都聽得到。
來源:學習時報(studytimes) 刊于《學習時報》 2019年12月16日第3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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